? ?蘇軾任鳳翔府簽書判官時，正值西夏元昊變亂之后。鳳翔民眾支邊鞏邊，財力匱乏，生產凋敝，酒業更為蕭條。加之朝廷曲禁過嚴，酒類官釀，經營者苛利甚重，私釀者常遭杖責、流放之苦。原來“開壇香十里，隔壁醉三家”的酒店，十存二三，亦瀕臨倒閉。他對鳳翔酒業發展頗為關注，在遍訪緣由后，他于嘉佑七年（1062）上書朝廷，提出“官榷與民”的主張。即：取消曲禁，官釀私釀并存，官家可用征收經營坐商稅和販運酒類行商稅的辦法獲得酒業收入。并在《上韓魏公論場務書》中，充分闡述了“官榷與民”的理由?！皬妮Y之說，而盡于民，失錢之以貫計者，軾嘗粗較之，歲不過二萬。失之于酒苛，而償之于稅緡，是二萬者，未得為全失也”。他從政治、經濟兩方面說明“官榷與民”的好處是國家收入不減，而商賈百姓也能得到利益的道理。即使酒稅收不回來，落在百姓手里，也便于其休養生息，由窮變富，積聚財力，鞏固邊防。朝廷遂即準允實施，使柳林酒和整個鳳翔酒業生產迅速恢復得以蓬勃發展。酒稅成了當時官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。據《文獻通考》和《鳳翔縣志》載：“宋神宗熙寧十年（1077年）之前，全國白酒作坊共184家，鳳翔就占56家，鳳翔酒稅收入在天下諸州酒稅定額中居第三位。每年為國家財政上繳20萬貫以上稅緡，鳳翔成了全國聞名的酒鄉”。同時，民間釀酒的大發展也促進了釀酒技術的不斷改進，作“酒母”用水從刷案水改為泉池天然水，還出現了用老曲末接新曲團表面的新方法。久負盛名的橐泉酒質量不斷提高，促進了宋代經濟的發展。